朴素的政治，朴素的文明
1942年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，苏德战争相持不下，中国的抗战，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。世界历史的大转折，就此开始。
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，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，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、落后挨打的境地。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，而绵延的中华文明，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？
那时的蒋介石也在思考这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他率先给出了答案。
1943年，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《中国之命运》。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，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——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。
学术界有一种说法，即“崖山之后无中华”，也就是说，南宋被蒙古所灭后，中华文明就衰落了。在蒋介石看来，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能重蹈明亡之覆辙，故当务之急，就是找到明亡的原因。
蒋介石认为：明朝灭亡的原因，则是因为它“一败于外寇，二败于流寇”，即一败于满清，再败于李自成。他指出，当今之中国同样也是如此。当今之“外寇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，而所谓“流寇”究竟是谁，则不言自明。
那么，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，而明朝怎样才能不亡呢？1940年，钱穆在《国学大纲》中这样说：“若先和满，一意剿寇，尚可救。”而傅斯年也认为，明朝要避免灭亡，那就必须采取“先和满，再剿寇”的政策。这就是中国当时“大儒”们的意见，它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，这无疑就是说：国民党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，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。
蒋介石在《中国之命运》中所阐释的，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主张。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“共识”，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。1944年，是明亡三百周年，自1942年以来，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，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，以寻求人类的出路，这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。
当时的中国思想界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“大儒”们公开唱反调的，只有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郭沫若认为，明既非亡于“外寇”，也非亡于“流寇”，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。他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。
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？仅从其货币政策上，便可以清楚地看到。
1942年，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，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，于是，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，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。随后基于形势严峻，美国于1942年2月2日，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。国民党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，来华生利，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，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，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、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，此即所谓“发国难财”一说的由来。
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要对这笔“国难财”征税，此论一出，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，他感慨地说：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“天下为公”的宗旨，实际执行的是“地上为私”四个大字。
郭沫若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里的名言是：面对天下饥荒，人民陷入水火，“聚敛”的是官家，而“救灾”的却是“寇家”，于是，朝廷是在“用兵剿寇”，而百姓却是“望寇剿兵”，人心所向，明朝必亡。文章发表之后，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、陶希圣等在《中央日报》撰文，予以高调鞭挞，1946年2月，蒋介石手下的特务，在校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。
1936年10月，鲁迅病逝于上海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：孔子之前，无数孔子，孔子之后，一无孔子；鲁迅之前，一无鲁迅，鲁迅之后，无数鲁迅。”
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，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：您的文章，大有益于中国人民，只嫌其少，不嫌其多。
平心而论，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。他的秘书中，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，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，一个是陈布雷，一个则是徐复观。
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六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，以督察八路军之军政。1943年5月，徐复观以18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，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。回到重庆后，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，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，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“整风运动”，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。
他说，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。第一个不同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，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，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。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，恰就在于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，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。他认为，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，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。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。因为“国民党的组成部分，已经完全是传统的、脱离了广大群众的知识分子，这种知识分子，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，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……要以广大的农民为民主的基础，一切政治措施，应以解决农民问题、土地问题为总方向、总归结。”
在延安期间，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，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，因此得到了“延安精神”的真传。徐复观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，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，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。
其实，蒋介石知道国民党腐败，他也知道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。他知道共产党廉洁，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不仅仅是廉洁。
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，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，不禁发自肺腑地说：我一向以为，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个人已经出生了，而且已经50多岁了，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。
对比国民党统治区，陈嘉庚先生感慨地说，延安有“十没有”：“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，二没有土豪劣绅，三没有赌博，四没有娼妓，五没有小老婆，六没有叫化子，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，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，九没有人吃摩擦饭，十没有人发国难财。”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。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，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，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，基本没有菜。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，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“圣地”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，延安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，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？这就是使延安成为“圣地”的原因吗？在毛泽东看来，这还远远不是“延安作风”的实质。延安的朴素不仅是物质上的朴素，而是精神上的朴素。延安代表了朴素的文明，朴素的政治，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。
要避免中国和中国文明陷入周期性腐败，那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是中国历史上，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的问题。第二，是中国社会领导力量在精神和思想作风上的贫乏、无能、懈怠和麻痹问题。在毛泽东看来，物质生活上的腐败，那只是“看得见的”腐败与堕落，而更加危险的腐败，却是思想方式的腐败、行为作风的腐败、乃至于说话方式——文风的腐败。中华民族若要真正地在灭顶之灾中警醒，那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样的腐败。
“往事越千年。”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，总结了中国天下兴亡的周期律，而他把中国的历史，概括为朴素战胜腐败的历史，实干战胜虚文的历史，艰苦奋斗战胜贪图享乐的历史。
中国开化最早，文明领先，但是，这样的文明古国，却反复地被那些“蛮夷”们打败了，而这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？毛泽东说，这里的根源，就在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于“文明”的形式主义理解。
文者，纹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文明被理解为雕饰，正是对于这种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追求，束缚了“文明化”的中国人，使他们对于“文明”的追求，脱离了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。那么，什么是文明的现实基础与实质呢？毛泽东说，这就是战斗与生产，就是“又战斗来又生产”的广大人民群众。
毛泽东认为，儒家之所以不能代表中国文明，就是因为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，它认为文明就是“礼仪”，而在当时，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，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，造成了中国的分裂。
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，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，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，在毛泽东看来，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，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，而墨法两家，追求的则是文明的实质。
在毛泽东看来，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，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，而舍本逐末的结果，必然是求荣取辱。他认为，“文风”的问题，就是作风的问题，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。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，固然是贵族和豪族，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，同样是贵族和豪族。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”这里的意思毋宁是说：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不是靠文采、靠风骚，靠舞文弄墨得天下的。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，英勇杀敌，而不是文采和风骚。
中国文明悠久，宋代以降，随着出版业的兴盛，读书人成堆。但是，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，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，在意志力方面，中原的士大夫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，就是文明的异化。
而毛泽东青年时代《致黎锦熙信》中说过：中国士大夫一贯“以读书为上，办事为下”，以为“农、工、商业”，皆为小人之学，系为小人所设，而“大人”所不为也。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，“而世上经营，遂以多数为标准”。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，士大夫的知识，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。在毛泽东看来，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，而北方的夷狄，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。
16世纪以降，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：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、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，那个文明的主体——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。因此，重视生产、科技和实践，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。与之相对，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、鄙视实践，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。于是，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，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，因而，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。
重建中华文明 重建中华政治
中国的士大夫阶级，从根本上忘记了四个字——实事求是。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：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、人类文明演讲的历史，也就是“文明的实质”——战斗与生产，战胜“文明的形式”的历史，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、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。所谓“实事求是”，就是从战斗与生产中去寻求文明的实质。这个逻辑，毛泽东坚持了一生。
1964年2月3日，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：“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，摧残青年，我很不赞成。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，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、大学，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，大约是个吹鼓手。人家死了人，他去吹吹打打。他会弹琴、射箭、驾车子，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。开头做过小官，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，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。他后来办私塾，反对学生从事劳动。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，才写了《本草纲目》。更早些的，有所发明的祖冲之，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、大学。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，也卖过报。他是电的大发明家。英国的瓦特是工人，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。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，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。”
在毛泽东看来，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，害了中国文明，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，而这种学风、作风和文风的腐败，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。
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，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，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，抗战开始后，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，陕甘宁边区有知识文化人约4万，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，延安处处有学校，成为了著名的“文化城”。
然而，要复兴中华文明，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，因为那就必须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，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。而所谓“艰苦奋斗”，无非是说：“文明”绝非表面的文饰，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，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，伟大的文明，就是埋藏在行动（生产与战斗）中的朴素精神。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，这是血的教训，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，是撬动“天下兴亡周期率”的杠杆。
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和“实事求是”，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。
毛泽东指出，要重建中华文明，要重建中国政治，就必须从三个部分入手。
首先，“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”。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，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，而是理论脱离实际，生活脱离群众。知识脱离实际，学术脱离政治，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。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学风问题”。
而“学风问题”由来已久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毛泽东说：什么是知识？难道读了几本书，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？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？
毛泽东的话，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：
什么是知识？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，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，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，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。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，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。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？没有了。
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，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，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？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，毕业了，算有知识了。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，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，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，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？我以为很难，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。
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？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：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，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，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。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？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，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，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。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，但是必须知道，就一定的情况说来，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，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，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。最重要的，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。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，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，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，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。
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，变为实际工作者，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。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。
所谓“主观主义”，其在学风上的表现，也就是理论脱离实际，其根源，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、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。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。因此，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，首先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“主观主义”这种学风。其次，必须反对宗派主义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“宗派主义”的另一个说法，其实就是“朋党”或者“党争”。
所谓“朋党”大盛于北宋。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《周礼》，于是，这就使得熙宁以降，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，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。欧阳修做《朋党论》，他便以为“君子”们争的是“大义”，而“小人”争的是利禄，故“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”。
然而，正是“党争”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，“党争”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故雍正在《御制朋党论》中说，“朋党”就是结党营私，其名曰追求“大义”，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。对于官员而言，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，置于国法之上，置于道义之上，党争是大私，是官场痼疾，党争一日不去，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。
毛泽东认为，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，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，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：
“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：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，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。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，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。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，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？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，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，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。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，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，甚至排斥他们。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……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，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，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，应当同时并进。”
而第三个要反对的，就是“党八股”。所谓“八股”，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。毛泽东认为，中国有两个八股，一个是旧八股，一个是新八股或者“洋八股”，而“新八股”、新教条是“五四”的产物，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，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，即机械地、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。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，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、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，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。而这在文风上，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、洋八股和党八股。
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，对于什么是知识、什么是“文明”的错误理解，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，不仅害了中国文明，不仅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，也害了中国共产党，害了中国人民。它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，党内的错误思想，既是中国历史糟粕在党内的反映，也是这种糟粕在“五四”传统中的反映。当然，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，批判地总结“五四”以来的中国现代史，是为了批判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是为了批判长期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。
1939年，刘少奇为马列学员做了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演讲，他认为：诸如王明这些人虽然读了点书，但他们的问题是修养不够，他们在精神境界上不但不能望马克思、列宁之项背，而且离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也相差千里。在毛泽东看来，王明等人之所以修养不够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养。他们自以为读了几本苏联的书就可以号称有马列主义修养，他们根本就不懂得，一个人的修养，只能从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，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来，离开了这个实质，就无所谓共产党人的修养。
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，那就是通过妆扮成某种学说、思想和“真理”的合法继承人，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，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“意识形态霸权”以施行统治——毛泽东和安托尼·葛兰西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。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，就是这样一种统治。
年青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，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，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，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，是斯大林的“钦差大臣”，此人记忆力甚好，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，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，能够倒背如流。
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，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。戴震的名言是：今之儒者，“以理杀人”，而王明就是这样的“今之儒者”，王明的肃反，就是“以理杀人”。
对于王明的“厉害”，对于王明的肃反，中共党内是记忆犹新的。
1937年11月20日，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，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，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。而毛泽东说，这是“喜从天降”。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。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：“什么喜从天降，是祸从天降！”
“无事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——王明的再次“自天而降”，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年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“空降”下来一个党中央。而这一次，王明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、陈云、曾山、孟庆树（王明的夫人）。
1937年12月9日至14日，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，王明、康生、陈云立即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，与张闻天、毛泽东组成“五大书记”，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“总书记”，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——王明那时的气势，甚至超过了初出茅庐时的六届四中全会。
“12月会议”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，1936年12月7日，毛泽东当选中革军委主席，1938年6月11日，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，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，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。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，传达会议决定。行前，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：“应该告诉全党，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，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。其他人，如王明，不要再争领导人了。”
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，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，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长、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。然而，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，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，王明请他主持公道，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，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：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，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。
这就是要算历史帐。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：王明要算历史帐，那就算历史帐。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，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，你倒是有了理了？
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？难道是书本吗？难道离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，空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就可能标榜自己代表马克思主义了吗？
于是，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——即他后来所说的“党书”，他把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，编订成册，而这就是《六大以来》。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：“在编辑过程中，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——两条路线问题。”
1941年9月10日至12月2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9月会议”。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，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，鉴于惨痛的教训，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，在那次会议上，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。
与王明不同，洛甫是明智的，洛甫明白：王明要算账，这完全是自取其辱，1942年1月26日，张闻天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，率“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”下乡去了。
延安整风确实是从“算账”开始的。但“整风”不是算个人的小账，“整风”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帐。1940年以来，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帐，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帐，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、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帐，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，一个是蒋介石，另一个就是王明。
那时的毛泽东，在思索着鸦片战争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，那时的毛泽东，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。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，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，朴素的文明。毛泽东说，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和“实事求是”，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，而文明的实质就是“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”。这也就是说，所谓文明绝非形式主义的文辞，文明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、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。正是基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这种理解，毛泽东更为分别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“敏”与“讷”。
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，就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，很长时期以来，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了圣旨，从大革命时代的依靠资产阶级，放弃革命的领导权，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”，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，这种忽左忽右，使中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“秧歌政权”，更使党经历了极为惨痛的失败，而其根源就在于，党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信，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自主性。近代中国丧失独立性，这不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。反映在党内，这就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对于党的统治。
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，就是迷信外国、迷信洋人，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实状况在党内精神生活上的反映，它集中表现为党内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，而把中国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。毛泽东说：
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，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。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，对于自己的祖宗，则对不住，忘记了。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，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。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，或懂得甚少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，真正懂得的很少，近百年的经济史，近百年的政治史，近百年的军事史，近百年的文化史，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。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，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，也是可怜得很，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。
几十年来，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。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，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。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，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。这种毛病，也传染给了共产党。
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，还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切缺点。而在毛泽东看来，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，所谓理论脱离实际、生活脱离群众，八股文风，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。中华民族欲求自新，欲求真正之解放，就必须批判地总结自己的历史，批判地总结自己的文明。
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，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，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。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，绝非局限于明代一隅，更不是局限于儒家一门。而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，也非一切“大儒”的学术所能涵盖。毛泽东的思索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，上下五千年，包纳华夏与四夷。
毛泽东说，我们的历史上有糟粕，但也有精华；有腐败，但也有朴素；有黑暗，但更有光明。历史虚无主义是站不住脚的，真正问题在于能够正确区分，究竟哪是糟粕、腐败和黑暗，哪是精华、朴素与光明。在我们的历史上，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这是中国的脊梁。
毛泽东最后这样总结说：
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，这三种东西，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，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，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。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。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，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，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，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。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，如果不加以节制，不加以改造，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，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，或党八股。
1942年，面对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，面对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危亡，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出了再造文明，重整乾坤的道路，他的出发点，就是造就一支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先锋队，而造就这样一支先锋队，那就必须从改造我们的学习、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入手。
只有懂得了中国历史，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整风。只有懂得什么是文明，才能真正明白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意义。
只有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政治、朴素的文明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那首最著名的词：
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
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
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
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
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
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1943年3月20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，中央书记处主席，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。那一年，他50岁。
7月8日，王稼祥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》，第一次正式、公开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，文章指出：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——过去现在与未来——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，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。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，中国的共产主义。
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，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，就夺取了全中国。（编辑 季节）
